韋漢忠 – 獅子山學會執行總監 (香港經濟日報A44, 09.22.2006)

今年度之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Economic Freedom Index of the World)已在吉隆坡公布。這個指數其實是獻給郭伯偉爵士的，但聽起來就像有點諷刺，因為他建立的經濟體系以及由此而來的繁榮昌盛，已被政治的野心所侵蝕。

世人都為我們獨特經濟架構的優勢感到驚訝，而若果與其他體系作出對比，我們只會更能看清楚自身的優點。事實上在1950年代時期，馬尼拉才是亞洲的商業焦點，而不是香港。可是在一個沒有任何天然資源的城市，卻能夠善加利用自由市場的經濟原則–即法治、健全的架構、小政府以及簡單的稅項和管制措施，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與此同時，馬尼拉則因專橫政府施加壓力而落後於香港 —— 這就是政治駕馭於經濟之上的結果。自由市場經濟的目的是要創造財富以及令個人得以獲得自由，並容許有不同抱負的人能夠和平共處。反觀政治是用以取得權力和支持的，而這種支持一旦被建基於財富分配上(俗稱「分餅仔」)，甚或當人們莽顧他人利益並利用政府來推動自己的議程時，自由和財富就會隨流失去。

  在香港，政府的影響力愈來愈多樣化，展現出「大政府」的姿態—似乎認為政府能就所有問題提供答案或解決辦法，故此亦必須有更大權力或財力去指揮社會的運作。那些一次性的項目如迪士尼、數碼港以及新政府總部，都充斥着浪費公帑之嫌。它們代表的是一種潛在的信念，認為政府在分配資金方面比私營機構做得更好，可惜事實是剛好相反的！強積金及銷售稅又是很好的例子顯示「大政府」思維–政府相信全港長者的生活、医療保障將需要政府官員的嚮導。

我們可以預料得到實施這種龐大的中央計劃及財富分配的後果，將會令最佳的人才以及投資者的資金流失到較「寬容」的地區，最後只會剩下那些甘願依賴政府援助、尋求社會福利和工會庇護 或一心爭取政府施予企業福利的一羣。 

行政長官挑戰社會各界尋找其他辦法解決政府收支問題，是把著眼點投放在錯誤的方向上–他關注的是我們應該怎樣支付社會主義夢想所需的費用！事實上若我們的架構沒有顯著改革的話，不論多少稅收也不能滿足得到這個全球第二位最長壽人口地區的需求(例如對於最新的藥物、醫療科技，以及用以延長壽命和改善生活的治療方法各方面，港府似乎連醫療儲蓄戶口(Health Savings Accounts)或瑞士模式這些以消費者為先的醫護服務架構都沒有深入地考慮過)。

至於教育方面的開支亦只是一個謬傳 —— 學童人數一直都在下跌，我們的大學亦正招收外國學生，而後者都是在私營教育體制下支付全數學費的。話說回來，社會福利和那些投資項目都易於被政府用來收買特殊利益團體，從而換取支持的政治伎倆。

行政長官和政府官員應該關注的是如何建立一個強而穩健，且有能力抵擋外來因素的經濟體系 —— 一個不需要訴諸於破壞性極大的中央集權式的體系。他們應該探討的是如何創造財富以及促進個人的創意空間，而不是增加財富重分和透過政府主導去發展和解決問題。香港所面對的挑戰並不是如何滿足政府的苛求，而是怎樣改革並限制政府的權力，令人們得以利用市場主宰自己的命運。政策問題與菲律賓的故事兩者皆是很好的例子。若我們現在不行動的話，有一天其他亞洲國家將可能會慨嘆香港如何由亞洲商業的尖峰地位，淪為區內最重要的家庭傭工供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