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心田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10.26.2006)

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尾段，再次主動提出「積極不干預」的題目，又挑戰社會各界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框架內提出政策建議。話說回來，自從曾特首在九月提出「積極不干預」已經不存在，改用「小政府大市場」為施政理念後，一直以來引起學界及政界激烈的爭論(最後連經濟學大師佛利民也加入戰圈，好不熱鬧)。然而筆者認為，要研究香港的經濟發展政策方向，探討政府的角色，我們先需要更清楚界定有關的概念。

「小政府 大市場」 針對公共開支的規模

回顧香港的經濟發展史，六十年代可算是關鏈的十年。當時英國本土政府稅收高企、公共開支龐大；反觀同期的港英政府，儘管要面對加強發展及解決貧窮問題，財政司郭伯偉先生(後來冊封爵士) 一直堅守約束政府開支、採取節制的稅收並拒絕赤字預算。這套公共理財哲學背後有一個隱含的智慧，便是限制政府可挪取的資源，騰出市場空間讓個人根據自己的選擇作出投資、營商及就業的決定。結果香港就在這支持「市場主導」的理財哲學下逐漸成為世界最富裕的經濟地區之一！其實只要細心理解基本法的原則，當中要求特區政府遵從「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的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第一百零七條聲明)及「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第一百零八條則聲明)，正正是郭伯偉理財精神的延續。

 由於基本法的範籌及政府多次強調公共支出不會佔多於GDP的20%，筆者估計「小政府大市場」在財政開支這層面上大體可以維持。問題是公共開支的控制只是「市場主導」的其中一項絛件而非唯一絛件(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政府應該牐擔的角色並未能在「小政府 大市場」這口號上被清楚陳述。

界定及守護產權  提供公共服務乃基要功能

一直以來，就是支持所謂「積極不干預」的人仕其實大都牐認政府在社會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應要負起包括保護私產、建立法律基建(例如法庭、立法機關)、並有限地提供少數市場未能供應的服務及建設(例如消防)的責任。(要留意的是過去一些被認為非要政府提供不可的項目如公路、環保，已被證實可以在產權界定下由市場提供。)簡單來說，支持「積極不干預」人仕並非等於無政府主義者，而多是認為容許個人在市場自由決定，通常對經濟發展最好。
 對於政府應否牐擔財產再分配，亦即俗稱「劫富濟貧」政策，支持「積極不干預」的人仕對此則有很大保留。首先官隙主導福利通常未具效率，兼且「劫富濟貧」稍一失控即打擊了個人拚博的誘因；反而傾向支持個人在市場所提供的機會下，透過奮鬥來提昇生活水準，並以慈善機構的服務支援弱勢社羣。過去港英政府基本上實行這條路線，努力克制社會福利支出的擴張，而減貧效果倒也相當理想。

過度的計劃及管制 偏離市場主導

近十年政府福利開支膨漲速度驚人，令部份人仕擔憂本港可能走上大福利主義的方向。對此，筆者認為可能性不高。由於政府受控於「小政府 大市場」的預算，社會福利始終有一定制衡。反而更要提防的是政府在經濟計劃及管制上的漸趨活躍，即使當中可能不涉及公共開支。

自從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部份學者、團体領袖、政客及主要官員似乎認為香港要繼續成長，政府需要改變角色，打造更多的計劃、扶助個別行業及引入更多的規管是必須的。諷刺的是，特區政府自九七年起，數個主打的政府項目諸如數碼港、「八萬五」房屋政策及至於較小規摸的維港巨星匯效果都強差人意。有關引入規管方面，近年考慮引入的「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及「公平競爭法」，全部都偏向窒礙本港市場的自由發展，衝擊着「主場主導」的生態。

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Economic Freedom Index of the World)早前在吉隆坡公布，香港依然維持位列前茅，是對本港市場主導政策的一大肯定。雖然特首口中仍然不停強調「小政府大市場」，然而眼見政府接二連三偏離市場主導的「鴻圖大計」，加上壓力團體要求管制之声不絕，都令筆者對本港能否維持過去賴以成功的「市場主導」政策深感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