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 信報  11.19.2007)

曾經跟一位服務智障人士的社工老朋友討論香港應否設立最低工資，這位朋友認為現今社會貧富懸殊，老闆支付給低技術勞工的工資實在可恥，所以由衷地贊成立法。　　當他被問及立法後他的智障學員的工資會否跟最低工資看齊的時候，他第一個反應是：「那還得了？ 他們一定要在豁免之列！」 既然最低工資立法是為低技術勞工伸張公義，難道他不想為學員們爭取權益嗎？ 或許，他可能在想，最低工資又是否真的代表公義？

最低工資的歷史

查考最低工資的歷史，其誕生一點也不光彩。紐西蘭於一八九四年成為全球首個為最低工資立法的國家，表面上是要打擊低薪，實情卻是削弱外勞的競爭。當時紐西蘭的勞動力薪金水平，因為中國廉價勞工的湧入而受影響。他們縱使言語不通，但以廉價取勝，割價求售就是中國勞工的唯一優勢，而最低工資可有效粉碎他們的競爭力。

上述情況也發生在同時代的美國，有研究指出，倡議立法最低工資的人士明知條例會令弱勢社群喪失工作，但也支持立法，因為這些人（unemployables）包括小孩、婦孺、殘疾人士和曾犯事的人，根本不配有一份工作！ 掃除這些寄生蟲，讓本土白種男性拿回工作，對社會百利而無害。

時移世易，今天倡議立法最低工資的人當然是希望幫助弱勢社群，可是以一條本身帶有歧視本質的法例來協助他們，是否有點諷刺？除了一些只可割價求售去競爭的勞工外，首當其衝就是年輕人，尤其是那些想找第一份工作的畢業生。他們需要一份讓他們獲得基本工作技能（包括準時上班、服飾選擇、服從指令及勤奮工作）的機會，很難想像二○○三年沙士時如果有最低工資，有幾個老闆會願意聘請他們 （不要忘記那時很多大學畢業生也是月薪六千多元）。

還有，最低工資還會對勞工市場導致額外的限制，而這些限制於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ＯＥＣＤ）的國家製造了更多的持續性失業。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最低工時可界定為「維生工資」（Living Wage），即人們賴以維生的工資，並以時薪計算，我們便要界定每周工作的時數。那麼便會有強制薪金、加班、雙工及假期補薪等問題。限制愈多，僱主招聘人手便愈謹慎，顧忌也愈多。

最低工資令低競爭力的人失去工作機會，例如西方社會便有很多剛三十歲出頭的人老是找不到工作，要靠政府的福利維生。有最低工資的法國，十八到二十五歲的青年失業率便長年徘徊於百分之二十！他們無法入職，自尊心長期低落，造成社會的不穩定，還記得二○○五年巴黎發生的暴動嗎？

剝奪弱勢社群工作機會

而在勞工市場的另一端受影響的，就是年長人士。他們多不能隨社會發展需要學習到所需的技能，只能承擔對技能要求較低的工作，例如清潔、速遞，以及較低要求的保安工作─在低收入住宅區或工廠區當看更。另一些受影響的人，便是從發展中國家來港，沒有資格接受現代教育並操廣東話以外的人士。

說到底，政府雖然可以限制僱主支薪的水平，但總不可限制他們聘用員工人數的自由吧！以新儀器取代勞工，先進的擦地工具取代了清潔工人就是一個例子。如果固定工時應用於保安行業，我們不難想像僱主會以一個半熟手技工，以及全套的閉路電視來取代十個保安工人。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如果能以一紙文告就可解決貧窮問題，那何樂而不為？是否政客們把問題簡單化，為自己拿政治籌碼？獅子山學會認為，最低工資只會剝奪弱勢社群的工作機會。智障人士、長者、青年和很多人，他們都需要工作，請把機會留給他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