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看港台的《城市論壇》，一班學者校長東拉西扯「標籤效應」、「中中英中」、「彈性微調」，講了一句鐘，恍如當今香港教育困局的寫照，教育制度中的主角：莘莘學子，在討論中失了蹤。

當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官僚糾纏於教學語言管多少、怎樣管、如何改、改多少，其實反映更重要的問題核心，香港教育制度被官僚緊緊管制，再有能力志向的教育人才，都無從發揮，唯有引入學券制度，才能解救如在水深火熱中的香港學子。

學生真正需要

記得在我讀英文中學的初中日子，年少無知不懂英語的重要，最後落入成績最差的班級。每當上英文課，老師如何努力都只有幾位同學聽課，其他科目硬要採用英文課本，同學索性連課本也不帶，帶了也不揭開，荒唐日子就是這樣流過。

什麼中中英中，標籤不標籤，對學生來說根本毫不重要，學生需要的是靈活多變的教學方式，學生需要的是因才施教的課程課節，學生需要的是才德兼具的教學團隊，今日的微調方案是不是大手術，我並沒有興趣討論，但肯定的是，這陣子引發的討論觸不到癢處，幫不了學生。

為什麼國際學校的課程就可以自由訂定，是因為高官議員的子弟都在那裏讀書的原故嗎？何以資助學校的所有運作都要由上而下，皆由脫離教育現場的官僚去倒模規範？一班多少學生才最有教學效益，官僚知道嗎？為什麼不可以資優學生在大班，資弱學生在小班？何以要一刀切全港課室都要用同一規矩？外國名牌大學的英文系教授可以教中學嗎？可以，不過請從最低薪級點計算人工，還要先讀所謂的專業課程。這是為學生揀選最好老師的制度嗎？這是讓最有能力、最有誠意的教育者服務學生的制度嗎？

由家長學生選教學語言

歸根究柢，學校的教學語言不應該由官僚去管，官僚也不懂得管，只有將選擇權歸還給家長和學生，辦學者自然在競爭下不斷進步，滿足公眾的期望，替學生打造貼身的教學方式。

起源於美國學券制，是解救當前困局的唯一出路。

早在1779年，著名學者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就提出，家長是決定孩子接受怎麼樣教育的最佳人選，在1869年的佛蒙特州（Vermont）和1873年的緬因州（Maine），已經推行過有學券形式的「鎮付學費」（town tuitioning）計劃。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1955年發表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開啟了現代學券近幾十年的探索和發展。

引入競爭是關鍵

學券制的基本理念在於，維持政府對教育津貼的同時，亦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從而提升教育的質素，讓學生接受到最佳的教育服務。而在形式上，政府向家長發出學券，學券金額等於政府每年津貼個別學生的金額。家長則自由地選擇合符指定要求的學校，不論政府或私立都可以。最後家長用學券繳付學費，學校收到學券後，憑券向政府索回現金。

在整個學券制運作中，政府的角色減至最小，如同管理餐廳的發牌，只要符合基本的安全和條件就可以辦學，辦不辦得成功，就由公眾的選擇去汰弱留強，最佳的餐廳讓食客大飽口福，最佳的學校就讓學生學得最多！

不應由官僚去管

學券制早就證明對提升學生學習有莫大幫助，哈佛大學彼得斯（Peterson)和格林（Greene）兩位教授在1996年，對美國密爾沃基市的MPCP學券計劃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是，這個執行了五年的學券計劃，讓參加的學生在閱讀成績上提高了3至5個百分點，在數學成績上更提高了5至12個百分點。

這個實證的結論，不單引起當時五十多個傳媒的廣泛報道，更讓全球各國領袖關注引入學券，讓學生得到最佳的教育，巴西、智利、中國、台灣都推行過不同形式的學券計劃。當少管教育是全球趨勢，而香港卻仍然停留於官僚要管多少的問題。

世上根本沒有教育理想國，只有各施各法的教育戰場，與其繼續大鑊飯式教育飯盒，不如以學券讓學生享用千變萬化的教育自助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