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理財投資 P. 29, 2009.3.25)

1982年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回歸問題展開談判，移民海外頓時成為香港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在今天輿論普遍認為香港沒有祖國祝福便會完蛋的年代，年輕一代實在很難想像當年港人會對回歸如此恐懼。

恐懼的理由很簡單，就是怕中國共產黨把他們辛辛苦苦賺來的財產充公，當時雄霸中環的英資第一大行怡和就二話不說的把總部遷拆海外，錯過了過渡期的地產大牛市，曾呼風喚雨的大行就如此的被歷史洪流沖去；不少華人精英也放棄了高薪厚職移民他往，盡失香港往後十數年的賺錢黃金年代。留下來的香港人，無論是逼於無奈還是自己選擇留下的，很多都成為大贏家。

事實上，不少財富就在這時從移了民的人轉到留港的人手裏。然而，如果屬共產黨的中央政府沒有實踐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承諾，香港的成功故事就只是一個笑話。我們慶幸北京在保存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方面沒有食言，只是小平同志萬萬估不到香港經歷了十二年港人治港後，在破壞資本主義制度方面比現時國內共產黨政府還兇狠，此話怎說？

收購是有效手段

特區政府上周便公布了對一千四百四十四幢建築物文物價值的評估報告，近七成建築物獲評為有歷史價值，數目比上次評估大幅上升逾倍，當中二百二十二幢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九十七幢私人擁有的物業獲此「殊榮」，四十三幢更是由從無評級，突然變為一級歷史建築，業主應該打鑼打鼓慶祝吧？不過根據古物諮詢委員會文件，「政府在建築物面臨拆卸威脅時可能採取的干預行動，例如由古物事務監督把建築物宣布為暫定古蹟，以便即時為建築物提供保護」。

至於「建築物面臨拆卸威脅」為何，文件卻沒有清楚定義。但有上次景賢里事件為先例，業主可以預期自己的物業往後在發展、出售、出租、按揭、維修等各方面均會受到政府嚴格限制，難怪有業主直斥政府掠奪私產，而私有產權正是資本主義的基石。作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的香港，其政府能這樣未經深思熟慮、隨意的破壞令自己繁榮的制度；反觀聲稱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刻下卻被不少人評為「資本主義最後堡壘」，這不是一大諷刺嗎？

特區政府的錯，不在其保護歷史文物的動機，有誰不想保留美輪美奐、又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只是當局霸王硬上弓，粗暴侵犯了業主的利益，不單賠上了香港良好的投資環境，往後保育的發展更會舉步維艱。

早在景賢里事件上，獅子山學會便明確指出尊重私產才是保育正道，政府最起碼要有清晰的賠償機制，才對私人物業予以評級，但這仍是下下之策，因業主與政府議價不果，最後便只能訴諸法庭，法庭的判決亦不可能令納稅人和業主都滿意，因賠償不是太多便是太少。

除此以外，未被評級的物業業主，害怕將來或會因為評級而被限制業權，同樣可能做出損害建築物歷史價值的行為。以政治壓力為依歸、行政命令為手段的古蹟保育政策，或許有助保護現存古蹟，只是恐怕市民數代以後，除政府物業以外，卻是無蹟可保。

由此可見，以市場手段收購值得保留的建築物，才是有效的保育的手法，理由簡單：只有在投資有合理回報下，才會引起業主投資保存其物業的動機，業主亦不會因其物業有機會被定為法定古蹟而匆匆把它拆掉。可是難題在於，建築物的歷史價值與是否值得保留，屬於主觀判斷，市場上有能力買下並活化「古蹟」的人士，他們的選擇未必是刻下保育活躍團體所心儀的，到頭來保育人士還是要求政府不斷投放資源，在政府屈從民粹下，「古蹟」業主的權益還是被侵犯，社會矛盾還是繼續，香港人可以怎樣走出這死胡同？

鼓勵商界市民捐助

其實，保育人士如擁有崇高理想，真心的為香港人留下集體回憶，他們的付出實不應只停留在天星和皇后碼頭的抗爭式行動，而應參考一些本地例子：長春社多年前便曾提出向全港市民每人籌募1元，以600萬元購買景賢里作為保育。長春社出手當然太低，不過保育人士實應更積極向香港企業及市民籌募；政府與其繼續以行政命令為手段的古蹟保育政策，不如以配對補助金（Matching Grants）來鼓勵商界和市民捐助，只要是物有所值，以香港企業及市民動輒捐款過億元的情況來看，實在絕非不能。用這方法買下來的歷史建築物，既有公眾認受性，又能平衡納稅人和業主的利益，希望政府的高官們能多一點理性、少一點屈從民粹，予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