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理財投資 P.29, 2009.5.6)

繼禽流感、非典型肺炎之後，俗稱豬流感的甲型流感H1N1於4月在美洲爆發。瘟疫瞬即蔓延全球，感染人數過千，造成過百人死亡。香港上星期亦出現了亞洲首宗豬流感的確診個案，幸而瘟疫傳入香港早屬意料中事，政府因而能夠迅速採取隔離措施。再過幾天沒有新增個案，香港便應可避免一次瘟疫在社區爆發的危機。

 

 

也許叫人難以置信，不過曾幾何時，疾病卻是改善人類生活的「良友」。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人類長期處於馬爾薩斯困境（Malthusian Trap）之中。在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告別施捨》（A Farewell to Alms：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中，從一幅橫跨數千年的人均收入圖表中可以看見，人類的生活曾經長期徘徊於接近石器時代的水平。

 

 

瘟疫長期影響社會

 

 

在馬爾薩斯困境中，生產技術的改良往往輕易被人口增長所抵消，生活改善刺激的人口增長，其速度甚至可以使生活水平下降；這點從中國的歷史發展其實亦可見一斑。於是，戰爭、飢荒和瘟疫這些減少人口的天災人禍，有時反而有助改善人民生活。

 

 

當然，假如因為上述理論架構而消極地提倡定期進行戰爭或散播病毒改善人民生活，明顯是愚蠢的想法。馬爾薩斯的困境，最終是由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上升所打破，使人類社會繼續從正面的方向發展。

 

 

瘟疫再非「良友」，而其經濟影響亦因時代而轉變。過往的瘟疫，經濟影響主要集中於人類染病或死亡所帶來的勞動力損失和相關的醫療成本。至於在經濟愈趨高度分工和全球化的今天，即使瘟疫並未帶來大量的染病和死亡的個案，瘟疫帶來的恐懼和對人流及人與人之間接觸的影響，已經足以對經濟帶來沉重打擊。

 

 

政府應為市民提供安全網

 

 

瘟疫的經濟影響，不少組織都已作出不同的評估，評論亦多有引述。不過除了對當代人的影響之外，瘟疫的影響也可延至下一代人。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造成四千多萬人死亡。哥倫比亞大學的艾蒙教授（Douglas Almond）利用美國的資料，對流感時及於其前後受孕的胎兒進行研究（註一），發現在瘟疫時期受孕的胎兒在長大之後，教育程度較低、收入也較差，可見瘟疫對於社會同樣存在長期影響。

 

 

天災人禍期間，部分物資價格或會急升，這些情況往往是由於需求增加而供應未能於短期內調節所致。雖然價格急升往往使人不安，但對市場調節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相反，政府眼短期的表象而對市場作出諸如價格管制等干預，歷史經驗告之是會適得其反的。非常時期，政府應做之事並非壓抑市場表象，而是應該利用儲備資源，透過市場為市民提供必要的安全網。

 

 

香港作為國際間人流物流的樞紐，任何大型疫症的爆發，恐怕都難以避免傳入。觀乎過去一段時間，不同種類的瘟疫反覆出現，無論是對今次豬流感的往後幾波，或是將來的未知名瘟疫，政府皆宜早作應變準備。

 

（註一）Almond Douglas （2006）：Is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Over ? Long-Term Effects of In Utero Influenza Exposure in the Post-1940 U.S. Population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4）:672-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