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富- 壹週刊 (另壹角度, A010, 04/11/2010)

最低工資立法通過後，工會、政客和八十後的狂熱分子，開過了祝捷會，旋即計劃再下一城。先是近來越來越多的文宣，塑造香港人工時過長的共識，然後製造非要工時立法不可的既定事實。受了這麼的丁點壓力，留守政府的特首曾蔭權，自然將這重要的任務，交給剛剛完成最低工資立法，又自我感覺良好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張建宗都覺得工時立法是德政嗎？還是政府對這種粗暴的干預仍然有所保留？無論如何，這個政府雖然有行政主導之虛名，面對手持特首選委票的政壇惡霸，卻顯得像鵪鶉一樣膽怯；明知有害無益的惡法，連說不的勇氣都沒有。或許，今天香港落得如此下場，我們只好怪那先天有缺陷的政制設計吧。

不過，政客的如意算盤也計算得盡。 今天將議題炒熱，兩年不到便是特首選舉年，如無意外便可以迫使下任特首承諾，在任期內立法。再者，最低工資，只影響幾萬名低收入工人。強制工時立法，卻是全香港三百幾萬打工仔女都受影響，打擊面夠闊，可以用來做跨階層政綱的焦點。

概括來說，有兩種人支持工時立法，背後也有兩種不同動機。第一種是每月支薪的辦公室白領，他們只希望準時下班；另一種便是各行各業的時薪制前線勞工，他們想透過工時立法，得到加班的額外補水，賺多一點。

打工仔的良好願望、動機無可厚非。可惜，客觀上聘用同一個人，做同一件事，僱主也只會出同一個價錢。其實，外國的政客一早知道，強制工時立法只會造成三個人做兩份工的神奇效果，數字上減低失業率。而且三個人分攤了兩份工作，每個人得到的工資，只會是以前一份完整工作的66.6%。試問誰會不想要整份工作的收入？結果，以前只有兩個工人默默耕耘；工時立法之後，便有三個工人一起爭取加薪；當然，工會領袖也多了機會在電視上力數資本家的醜惡呢！

白領或許可以因為工時立法準時下班。不過，企業為了避免任何可能鬧勞資糾紛的機會，理應禁止員工在沒有批准的情況下加班工作，甚至應該禁止員工私自將工作帶回家完成。結果，只有那些能在工時之內完成工作的人，才可能贏出這場殘酷的淘汰賽。至於初出茅廬的新手，對不起，辦公時間內也沒有空間讓你慢慢去學新東西，也沒有人有時間教他們。事實上，在這個通訊技術充分成熟的年代，像程式編寫、文件起草、賬目核對、設計等，可以乾脆外判到香港以外的地方。試問在這種環境之下，香港社會又怎可能有向上的流動性呢？長遠而言，香港的商業服務行業又怎會有競爭力？

毫無疑問，香港人確實是工時長。不過，工時長又為什麼一定不好呢？有前途的工作，有哪一份不是工時長又壓力大？強制工時立法，又有誰夠膽說不是香港職場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