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刊 (另壹角度 A006, 2011.2.17)

突尼斯和埃及的變天，都是貨幣量化寬鬆帶來的黑天鵝。

原則上，國民平均收入越低的地方，一般人在食物開支佔收入的比例便越高。更有研究人員用這個比例，作為反映社會富庶程度的指標數據。同樣的道理，亦大致通用於比較一個社會內不同收入階層的狀況：收入越高的家庭，食物開支佔家庭總收入的比例也越低。所以，當食品價格上升的時候，對落後國家人民的影響也相對大一點，當中又以這些國家裡最低下階層的人民最受影響。

聯合國糧農組織編制了一個世界食品價格指數，追蹤五大食品類別自九○年以來的價格走勢。概括來說，過去二十一年間，食品價格經歷過一次規模相對小型的牛市，以及兩次非常具破壞性的大型泡沫。這個指數的走勢，也是近代史的一個重要的注腳。

九十年代中的一次食品價格牛市，由九四年中開始一直到九六年底，這段日子適逢亞洲泡沫的高峰期。究竟是什麼造成亞洲泡沫和同期的其他現象呢？其中一個說法指，格林斯潘由九○年中開始一直至九四年初，不斷減息。與此同時，日本央行亦由九一年中開始減息。在這兩大信貸寬鬆政策驅使下，令亞洲經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扭曲。有理由相信，九十年代中的這一次泡沫，也帶動了食品價格的上升。事實上，在九五、九六年的泡沫經濟中，其他的原材料價格，例如原油，也錄得一定升幅。

經歷過九十年代的泡沫，亞洲國家用了許多時間才恢復元氣，也就在這個時候，歷史又再重演。先是聯儲局在○七年中減息，之後歐洲和中國大陸在○八年也加入寬鬆。如是者，過去四年間，原材料價格急升，也引發了兩次食品價格泡沫。由○六年九月開始到○八年六月，廿二個月間，食品價格指數上升了近八成。接下來由一○年六月開始，八個月間上升了三成七。事實上，在○九年，也就是這兩個接連食品價格泡沫之間的一段日子，食品價格指數的確曾回落過一陣子。不過在○九年二月，食品價格比較低的時候，指數仍然高於之前十八年的平均值兩成有多。

就算身在香港這個富庶的地方，我們也感受到食品價格急升的壓力：街市的食品越來越貴。小本經營的食店，亦因為食材的入貨價貴了而要加價。不難想像，低收入國家的人民，連續那麼多年面對食品價格的急升，累積下來的民怨，必然像一間充滿石油氣的房間，隨便一個火花，都足以引爆革命。
 
過去二十年來，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學會了用財技去掩飾管理不善，用貨幣政策去拖延問題。結果，竟然就像科學寓言故事所講的蝴蝶效應，引發到落後國家出現政治質變。九十年代亞洲金融海嘯，令印尼去獨裁化走向比較開明，其他的亞洲國家，也出現了一定的政治質變。今次浪潮，則直捲中亞北非。不過，我想無論結果如何，也有必要去重新思考國際貨幣秩序的新安排。畢竟，政治的進步，可以和平發生，可以走其他路徑，不一定要有人捱餓，不必要有人自焚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