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 (利字當頭 B14, 2011.5.3)

「我住的那幢大廈，實在負擔不起又請保安，又請清潔。所以，我們把負責清潔的阿姐炒掉。剩下的保安阿叔，人工由5000元加到差不多9000元。」朋友是大廈業委會負責人，最低工資未生效，他們就先下手為強。

朋友跟保安提議：「工作真的做不來，可考慮按時薪請那位清潔阿姐回來幫手！」結果這位保安當然有找清潔阿姐幫手，但阿姐月薪由原來三千幾，現在千五不到。
究竟誰是工會首領口中的無良？是我的朋友，還是那位保安？製造人民內部矛盾，究竟是誰的責任？立法時，張建宗也好，工會首領也好，誰都死口不認最低工資會令人丟去工作。現在，苦主應找誰問責？

「當一個人收入與工作不相稱，尤其當事人也知人工過高，怪事自會發生。在辦公室搞風搞雨的，幾乎都是人工高又無其他出路的人。你千萬小心這保安為保飯碗搞甚麼小動作。」法規的事以外，我恐怕法定最低工資，會衍生難以量化也難以歸類的管理問題。

「不會吧。打工仔向來都只嫌人工低，那有人覺得自己人工太高？」朋友問。「當然人人都想賺多點，但人還是會客觀分析，究竟自己是否值那個價錢。在這工資水平，要請一個更有條件的應不難。我是這個保安一定會想辦法防範。如除了他以外，就沒有人懂得怎樣搞公共電錶房開關，令到大廈法團要炒他魷魚，也要付出多點成本。總之，小心一點啦。」

朋友沒說甚麼，但大家都知道，法定最低工資將會令香港的打工仔和老闆們，更多猜疑矛盾。說到底，在這種環境下，誰都沒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