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刊 (另壹角度 A010, 2012.1.19)

上星期， 一名讀小四的智障學生的母親，因為不滿教育局局長拒絕學校聘請外籍英語教師，認為是殘疾歧視，昨入稟高院提出司法覆核。案件在司法過程當中，就個別案件的內容，特別是究竟個案有否牽涉殘疾歧視，我們不應作評論。

不過，從許多跡象我們可以看到，教育官僚深層次的結構缺陷，以及這些官僚的虛偽心態。

教導智障學童的學校，應該公平地得到同樣的資源去聘用外籍英語教師嗎？說到底，學校資源的分配，究竟由教育官僚去決定，還是站在教育最前線的教師和校長去決定？我有理由相信，從事特殊教育的教師和校長，以及這些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童的家長，一定比教育局的官僚更了解學生的需要。

究竟教育局的官僚是憑什麼去否決特殊學校聘請外籍英語教師的要求呢？據了解，教育局的立場很簡單：這是既定政策。

既定政策就不能改嗎？更改既定政策，究竟要從哪裡入手？

自從二○○三年，制定政策的教育局，和執行政策的教育署合而為一。換句話說，現在制定政策的是教育局，執行政策的又是同一個機關，為什麼更改政策反而好像變得更加艱難？為什麼非要將事情搞到司法覆核不可？

局和署的合併過程，本來的良好意願是精簡架構，減少資源的浪費。

局和署合併之前，局的考慮是政策目標，署是要將政策貫徹執行。要是政策設計有漏洞，或者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負責執行的署方會向局方反映，甚至施壓。站在局方的立場，考慮的就是政策目的和資源分配。兩個層次的分工非常清晰。

不過，要是將局和署合併，所有問題都變成資源分配的考慮。從這個角度分析，教育局的行為就不難理解了。

當然，資源有限但需求無盡，什麼放在前，什麼放後一點，這是政治的問題。以香港的現實環境，西瓜除了靠大邊，更是靠往有票的一邊。特殊教育工作者和辦學團體，始終是少數。至於，外籍英語教師嘛，沒有票，又沒有功能組別的入場券，自然是政治的弱勢社群。

事實上，將制定政策和執行的行政機關合而為一，結果不見得政府施政更有效和直接。相反，經過局署合一的幾個政策範疇，往往是施政最僵化，引起最多爭端。教育，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

環境局是另一個局署合併的案例。遠的不說了，由停車熄匙到徵收垃圾稅，統統都是執行千瘡百孔的餿主意。垃圾稅，究竟環境局事前有沒有跟食環署溝通過呢？如果真的要將街上的垃圾筒都撤掉，對香港的生環境有多大影響？環境局有評估過嗎？又或者，環境局只有政治的考慮？政治究竟是否可行，抑或根本沒有考慮？

畢竟，本來政府的設計，有其內在的原因，胡亂改動結構的後果，就是特區施政水平越來越低。

李兆富 – 時事財經評論員，自由市場智庫獅子山學會創會成員。

作者網誌 – http://hkliberty.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