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專家之言B15, 2012.2.29)

兩周前，本欄曾說美國人針對社會問題，第一個方法是成立民間慈善團體，招聘義工，一手包辦募捐、寫信、包禮物等關懷行動，而不是大安旨意、攤大手板等政府接濟，或者要求政府成立某某部門。在香港，特區官員條件反射學歐洲，社會有某一類問題，政府成立一個部門，請數十個官員，管理數百個文員，直接批錢給有需要人士，或把審批權外判給社福機構，經過重重手續， 「過水濕腳」，受助人所得的水瓜打狗，唔見一截。

廉潔得來不易

近期就有一個例子：勞工處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去年10 月初接受申請，根據政府新聞網數字，截至本年2 月20 日，共發放6300 萬元津貼，受助總人數約1.8 萬人，每人最多可以得到每月600元的資助。可是，因為這個計劃，政府額外聘請多260位員工，每月薪酬支出增加了506萬元，每個員工平均月薪近2 萬元！受助人得600 元，派錢的人收2 萬元，這是一個合理的比例嗎？最大的得益者屬誰？所以，什麼叫利益輸送，哈！

說開利益輸送，最近公眾焦點當然放在特首曾蔭權身上。出自戰國時代的成語「三人成虎」，大家都應該聽過。所謂「曾貪」事件的覆蓋面很廣，由坐遊艇、私人飛機，到捐紅酒、租樓，當中亦有很多人和事參與其中，要每件事詳細理解，界定這是貪污、貪小便宜、或無心之失，又要從中判斷特首和公職人員能不能享有師奶們貪小便宜的特權，靠讀報紙、看電視提供的片面資料，容易牽動公眾的情緒，使有心人達到其政治目的。正如三人成虎，似是而非的事多說幾遍，不難動搖公眾對特首的信心。

事實上，坐私人遊艇，如何決定「市價」，相信找十個經濟學家，有十個不同的答案；又例如，尊貴的議員長毛說他用「市價」租住公屋，像沒有什麼人質疑（我們例外），但曾蔭權說用「市價」租深圳的東海花園，就惹來傳媒炮轟。這些傳媒對人不對事、雙重標準的取態，背後有其政治動機，市民對這些報道和分析，不應照單全收。

然而，事件引出市民對政府的廉潔度有很高的要求，不難理解，因為經歷上世紀六十年代官員大貪特貪的噩夢，香港社會現今的高度廉潔，得來不易。

回顧歷史，1974 年廉政公署成立，香港的廉潔程度即大幅提升，這觀察沒有錯，但如果只歸功於廉署，卻是美麗的誤會，因為一個社會，貪污的文化根深柢固，不可能只靠一個機構，揮一揮魔術棒，政府便廉潔起來，不然，中國大陸和印度的問題便容易處理了。香港的廉潔，是港英政府當年在廉署成立的前後，做了很多事情，打貪才水到渠成。

當時政府貪污最猖狂（最少公眾得知的）當然首選警隊，政府的打擊方法是把警隊削權：警隊原本管小販的，串通「陀地」收保護費，港英就把管理權給了有民意代表的市政局（1973 年改組）；緝毒，就讓海關來做；違例泊車，就由交通督導員分擔（成立於1974 年）。警隊權力大減，黑社會賄賂的誘因減少，再加上廉署打「大老虎」，港英拿當時社會公認權力最大和貪腐的部門來開刀，其他貪污勢力知道政府認真起來，頓時收斂，以後香港如何走上廉潔的康莊大道，都是歷史了。

削弱政府權力因此，削弱政府的權力，不事事立法或發牌規管，政府官員沒有太多酌情權，經濟活動毋須公務員太多的介入，社會便會廉潔。其實，一個國家廉潔不廉潔，跟有沒有民主，沒有必然關係。印度是世界上最大人口的民主國家，貪污卻猖獗，因為做各類生意，形形式式的批文，手續繁複，申請時間又長，怎不成為貪污的溫床？

問題是，近年香港的政客，高舉政府凡事監管、立法，市場不做的，例如起機場、郵輪碼頭、到焚化爐，就由政府做；更甚者，競爭法立法， 監管私人市場，但對99%的公營機構，連做生意做到擁有本地最大展覽業市場的香港貿易發展局，卻不受競爭法監管；市區重建局發展永利街，以數千元把市值3 萬元的單位租給外國藝術家和港大學生，不經公開投標， 「筍盤」要租給誰就租給誰，這樣的機構，也不受監管。

莫說我們沒有民主，就算有，政府權力愈來愈大，又自製特權，特首由貪小便宜，變成貪污，恐怕只是遲早的事。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王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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