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 (學人時論A3, 2012.11.23)

 

香港的官辦電影基金，2007年政府決定注資前夕，本會已斷言只會令本港電影業淪為笑話，因為凡是政府慷納稅人之慨，美其名挽救某某產業，結果是該行業變得更加不思進取，變成真正的夕陽工業；同時，基金成為業界一些資深「老油條」的瓜分對象。審計署踢爆電影基金這個天大笑話的背後，納稅人只能欲哭無淚。

對於電影基金成立的背景，以及審計署踢爆納稅人的錢如何被一些申請人肆意魚肉，例如有電影申請資助300萬元，最後本港票房300大元，基金一毫子也拿不回；另一極端例子也是300多萬元的資助，本地票房200萬，內地勁收7000萬，最後基金也只分到200多萬，納稅人賠款，幫人作嫁衣裳。詳細情況，上周有許多報道，互聯網時代下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自己到網上重溫，在此不贅，因為這篇文章的重點，不在繼續鞭撻該基金。想討論的，是何謂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對香港的貢獻，以及政府如何扼殺企業家精神，及其帶來的嚴重後果。

 

上流在於企業家精神

一次，我被邀請到電台的晨早時事節目，討論關於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首先，我不認為社會能做到均富(均貧的例子多的是，例如朝鮮和古巴，和歷史上一些遠東國家)，社會能做到的，是最低層的人生活質素能因科技進步有絕對改善(例如現在香港最窮的家庭都有手提電話，在20年前大哥大時代絕對是匪夷所思的)，同時人人有上流的機會。

如何實踐呢？從前香港提供很好例子：有學歷的人，不論出身，自然有政府部門、大企業或專業界垂青，做其高級打工仔甚至打工皇帝；至於大部分沒有學歷的人，也可以當一個學徒，慢慢偷師，成為師傅後，就當一個小小的老闆，有人生意越做越大，當然亦有生意失敗，承擔因投資錯誤的結果，不過，火鳳凰重生的例子也不少。總之，香港幾十年來，直至近幾年，都是以這條公式孕育出一個又一個典型香港發迹(或失敗)故事，就是個人拿出自己籌集的本錢做生意，成則「發圍」，敗則自己承擔，與人無尤。也就是這個風險永遠是自己承擔的態度，香港的企業家能渡過韓戰、石油危機、過渡期的政治震蕩和亞洲金融風暴，延續香港的經濟奇迹。要知道，經濟增長不是必然的，曾幾何時，菲律賓是亞洲繼日本後的第二大經濟體系。

 

政客扼殺企業家精神

問題是，現今香港社會，扼殺小市民由小做起的企業家精神，不是政黨總掛在口邊高租金，因為租金再高，企業家總能找到低租金的地區繼續經營，並成功活化該區。以飲食業為例，半山的蘇豪區和大坑的浣紗街，正是企業家在高租金下仍能闖出一片天的最好例子。真正扼殺中小企的，是政府越來越多的擾民規管。又以飲食業為例，要拿得食環署的牌照，已經困難得非專業人士能做，不論舖位在旺區淡區，顧問費連裝修，動輒投資過百萬，普通市民又怎能負擔？再加上越來越緊的勞工法例，已經通過的最低工資，還有來勢洶洶的最高工時、侍產假等，失去靈活彈性優勢的小企業，又怎不被大企業屠宰？

更甚者，一些夕陽行業的舊有勢力，恃着一些政治關係，能獲得公帑資助，即使產品再爛，仍然可以靠瓜分納稅人的血汗錢生存，窒礙新思維發展。同時，一些和政府千絲萬縷的團體，打着社會企業幫窮人的旗號，又拿到政府資源補貼自己做生意。結果，真正拿自己的錢冒風險的企業家中小企，被這些拿政府錢的尋租(rent-seeking)既得利益者頂死。香港社會若再這樣下去，貧富懸殊越見嚴重，又怎會叫人驚奇呢？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王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