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經管智慧 B15, 2013.02.20)

 

「Profess」這個字，在中世紀，本來解作加入一個宗教組織；拉丁文本作「profiteor」；「pro」意指「向」，「fiteor」就是「承認」。

到了現代，「Professional」解作專業人士。加入了某個行業，承諾遵守一定的操守標準，嚴格來說，也是專業的本義。同樣，「Vocation」這個字，今天解作專業，但在古時的本意為「聖召」；這個字不但是宗教用語，背後亦有承諾終身遵循某些價值的意思。

至於「Professor」（教授）這個身份，就更加應該解作對真相和知識的追求和承諾。當然，什麼是真相，這個哲學問題，辯論了數千年，一篇千餘字的報章散文，絕對不可能找到最終答案。但是知識和教育的本質是什麼，還是可以簡略一談。

在古代的封建社會，階級身分的世界，沒有什麼出路可言，更加沒有教育。權貴掌握了知識，也就是今天知識份子口中的話語權。在歐洲，掌管知識的人，是神職階層；在我們這方的世界，就是文官官僚系統。當然，偶爾也會有些下等人的子弟，在因緣際遇之下，透過自己的智慧才幹晉身知識和權力的階梯，但是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古之前的世界，社會流動性跟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語。

真正令社會翻天覆地，除了政治的改革，也是經濟和技術的大躍進。當然，這也是知識解放的時代。知識解放，對政治經濟和技術的進步，是互為因果，但是從各種歷史的觀察幾乎可以肯定，開放社會，不但進步更有動力，對抗各種突然而來的天災的能力也更高。

 

淪為頒發文憑機器

但是，所謂知識的開放，還不是普及教育的開始。事實上，在政治變革和工業革命到現代之間的大概三百年，知識還是在一少撮人的手上，但是至少這一少撮知識份子，不怕冒犯權貴，可以大膽提出新見解。換句話說，對知識的追求，最大的敵人，就是專權的控制。

普及教育，在十九世紀末才漸漸出現。國營的普及教育，最初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以及人民對國家的認同。那是愛國主義的年代，順理成章有這樣的制度出現。當然，後來也有人發現，普及教育對正在興起的工業經濟，提供了不少有基本技術的勞力，從此開始，普及教育也多了一個存在的理由：經濟回報。

漸漸，教育就由對知識和真相的追尋，變成了職業培訓。當然，這不代表學府裏沒有真正會思想的人，但是無可否認，對知識的追尋，已經不是大多數學生的目標。不過，可幸是在過去一百年，資訊和知識的普及，因為技術的進步而不斷提升，真正嚮往知識和真相的人，可以從不同的渠道獲取資訊，溝通和辯證道理的機會也比以前更多，更普及。從一定程度上看，任何人隨時隨地都可以增進知識，認真思考，進大學拿文憑，目的反而是功利的求一份職業。

我不是要否定學校的存在意義，畢竟教育機構在過去造就了社會的進步。不過，當今的大學，不少已經淪為頒發文憑的機器。「文憑量化寬鬆」這個詞彙，也是由我們最先提出，目的是要引起社會大眾關注，大學在撥款和資源錯配的情況下，不顧後果來增加學位供應。事實上，如果學生最終要全數付清入讀大學的成本，有理由相信，大學生的考慮會完全不一樣。浪費錢事少，學生的青春以及因為迷信而產生錯誤預期，才是近年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本。

此外，我還要借《信報》一角，向年青學者徐家健道個歉。事緣我曾經在另一份報章上發表過一篇題為《讀得書多的蠢貨》，徐教授的朋友對號入座，認定了他就是那個「讀得書多的蠢貨」。我要道歉，皆因自己文筆拙劣，想論述一個現象，結果卻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我不認識徐君，更不要說有什麼根據去說他是「蠢貨」；至少《信報》給他一個空間發表觀點，肯定了他言論的價值。

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結。找不到共同的價值，筆戰也沒有意思，因為誰也說服不了誰；正如蘇格拉底所講：「只有輸了辯論的人才會侮辱別人（When the debate is lost, slander becomes the tool of the loser）。」徐君是捍衛私有產權的自由市場支持者，自當明白，建基於每個人對自身情況的主觀判斷而作出的選擇，是市場的根本，也是必須要作出尊重。許多公共政策的謬誤，正正是出於將個人各自的需要，埋歿在概括的統計數字當中。

就算我在每天的投資財經專欄，也經常強調，一百個人，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價位，買入同一隻股票，也可以有一百個不同的結果，皆因每個人的財政情況也不一樣。同樣道理，每個人應該將多少時間和金錢花在取得一個學位資格，也要看個人的長處和理想，不可以概括地說，文憑拿得愈多愈好，那怕是統計上拿文憑的人收入普遍更高。這是簡單的常識，可惜在這個世代，常識被許多集體的迷信所取代；其中之一，就是以為要貢獻社會，出人頭地，必要銜頭傍身。當社會以文憑、銜頭、那所大學畢業甚至做什麼工作，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我們就要問，究竟現代人的判斷力出現了什麼問題？

 

獅子山學會創辦人

李兆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