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存在危機的敵我矛盾
壹週刊 (壹擋專政 A006, 2013.03.14)
「黃皮膚,黑眼睛,講中文,讀中文,為何香港人偏偏不肯認自己是中國人?」京官就是不明白,為何有些香港人如此頑固,硬要堅持香港人的身份,要民主普選。
香港人的概念,成形自七十年代。以前,這個城市的居民,都是移民心態,籍貫意識還非常強烈。隨着流行文化興起和粵語運動,幾十年下來,香港人才漸漸認定自己的獨特身份。學者戴耀廷提出要佔領中環,爭取普選。京官和建制派,對香港人的身份意識和普選訴求大惑不解,因為他們不明白,普選,在許多香港人心目中,其實已經是一種信仰。說是信仰,絕非貶義。我所指的信仰,乃廣義而言,任何被認定為真實和正確的道理;而這些真理,超越理性辯證的範疇。信仰形成,有許多模式,其中之一,就是當存在危機出現,人見到救贖的可能,以及得到救贖的方法。曾幾何時,九七就是香港的大限,八九六四喚醒了香港人的存在危機;救贖,就是普選;近乎宗教儀式的過程,就是上街。曾經上過街的香港人,意識當中總有民主救贖香港的信念。過了九七大限,不代表這個信仰的終結。相反,大限過後,末日的心態仍在,只不過少了一個確實的日期,但信眾反而更加渴望救贖。○三七一之後,斷續地再有多次大型上街,再次強化這批人的信念。
信仰是壞事嗎?不。人,必須要有信仰,去為自己的身份人格定位。沒有信仰的人,什麼都可以胡亂迷信。沒有個人信仰的社會,才是文明社會的最大危機,也最容易釀成各種狂熱運動。極權政府打壓宗教,目的就是要將政府的權力,變成一種新的集體信仰;這種對政府權力的迷信,絕對的霸道,容不下其他個人信仰和道德標準。中世紀的歷史教訓了我們,當信仰混合政治權力,社會便會被窒息。所以,文明進步和諧的社會,最好還是將政治和信仰分開。人的心靈太過脆弱,很易被權力迷醉。所以,只有將上帝的歸上帝,凱撒才有超越現世社會的道德制衡。權力,是強制他人,違心和反自然的力量。信仰,卻是心靈的救贖,必須出於自願。自由開放的社會,民主普選的意義在於限制政府權力,讓眾人心靈的良好正面力量,得到釋放。若將民主普選當作手段,要少數服從多數,這就變成現代的政教合一。當一個人,又或者一個群體,愈是憎厭、抗拒和逃避某種對立的意識形態,就愈容易在不知不覺之間,潛移默化地模仿了對象的特徵,學習了對象的行為。十九世紀興起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恐懼之一,就是資本主義工業化之下,無產階級工人被異化和剝削;結果,打着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主義信徒奪權之後,最重要的綱領,就是急進地將社會工業化;蘇維埃如是,中共也有大煉鋼鐵,要超英趕美。中共最具象徵性的手段,就是製造敵我矛盾。香港的民主運動,又有沒有跌入這個意識形態的陷阱呢?(香港的存在危機,三之三)
李兆富
時事財經評論員,自由市場智庫獅子山學會創會成員。作者Facebook專頁:http://www.facebook.com/Apple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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