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刊 (壹擋專政 A010, 2013.04.11)

 

上個月，香港接連發生殘酷兇殺案。兩宗是逆子弒雙親，另外一宗是情殺。

根據報導，兩宗弒親案，兇徒不但早有預謀，而且對犯下的罪行，沒有絲毫悔意。《蘋果日報》的記者到獄中採訪其中一個兇徒，這個逆子不諱言，自己是個Psychopath。

我試過從不同渠道去找這個名詞的中文翻譯。來來去去，都只有「精神變態者」這個非常不精確的說法。我主觀地覺得，精神變態不足以道出這些兇徒喪心病狂的可怕之處。

細讀有關的犯罪心理學研究文獻，簡而言之，Psychopath的同理心薄弱，感受不到別人的痛苦；最重要是在Psychopath眼中，其他人都是他們達到目的的工具。

換句話說，其他人，在他們的世界，都不是人。

電影《沉默的羔羊》，就是戲劇化地描繪Psychopath的流行文化代表作品。也有人說，史上的獨裁暴君，例如希特拉，都有Psychopath的特質。

看罷這些各種有關Psychopath的資訊，我的腦海中不禁浮現出兩條問題：一、我們身邊，究竟有幾多Psychopath？二、Psychopath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環境造成？

先處理第一個問題。既然Psychopath是變態，也就是說異常，為數應該不多，否則，我們的人類文明也不會發展到今天的模樣，也不會有我們對社會倫常規範的共識。

第二個問題，牽涉到人的心理結構，就比較複雜了。畢竟，就算現代科學再發達，有許多問題，仍屬不解之謎。有研究人員對Psychopath進行腦部磁力共振掃描，發覺他們的大腦活動狀況異於常人，所以他們感受不到別人的痛苦，也不將別人當作人來看待。不過，至今這個生理影響心理的猜說，仍未算有結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在人類文明當中，所有最殘酷的罪行，根源都是將人當作達至某種目的的工具，而不將人當作人。心理學家Philip Zimbardo曾經做過一個實驗；他要兩批學生分別扮演成獄卒和囚犯，從而觀察他們在這個模擬監獄的關係。這個實驗，只進行六天就腰斬了，因為扮演獄卒的漸漸對扮演囚犯的虐待愈來愈暴戾，有兩名參與的學生，更因此提早退出。事後，Philip Zimbardo對扮演監獄長角色的自己，默許各種欺凌的出現，也感到詫異。

實驗說明了什麼？原來除了人不將人當作人，只要是覺得別人比自己低等，身份比自己卑微，在群體漸漸就會出現欺凌虐待。人人生而平等，這個政治信念，是人類文明重要支柱。可惜，政治的實質操作，就是人為地製造敵我矛盾。銅板一面，是團結自己人，但是另一面，就是要排除敵人；有時，將敵人不當作是人，又將社會上某部分人，貶低成次一等，又或者妖魔化成人人得而誅之的人民公敵。真正和諧社會，建立在人與人的平等共處。當然，人世間，偶爾會有一些喪心病狂之徒，傷害無辜的人。文明，正是在於我們的共識之中，知道什麼是違反人性倫常的罪行，每個人以自己的良知，捍衞規範，這亦是政治的底線。超越了這條底線，去到最極端，就是將整個社會都變成Psychopath，文明也就此被扼殺了。

 

李兆富

時事財經評論員，自由市場智庫獅子山學會創會成員。
作者Facebook專頁：http://www.facebook.com/AppleSi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