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730 (C觀點A14, 2013.04.17)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在勞資糾紛中，爭拗的焦點離不開金錢報酬與工作環境。資方通常會以市場經濟為藉口，認為工人可以「東家唔打，打西家」，沒理由逼僱主一定要以某種待遇僱用工人。而勞方則指控老闆賺大錢仍刻薄工人，要工人過牛馬一樣的生活。

葵涌碼頭工人工作時間長，很多時要連做24小時，連食飯與大小便都得在吊貨櫃的操控箱內解決。當社會得悉工人需在如斯惡劣的環境下工作時，自然傾向同情工人，不會支持資方。

罷工工人把矛頭直指李嘉誠，是因為李嘉誠人人皆識，知道他非常有錢，凸顯他有善待工人的能力。如果工人把矛頭指向聘用他們的外判商，就達不到這種效果，因為外判商多是工人出身，包工的利潤不多，很難改善工人的待遇。因此，工人必須把碼頭營運商HIT拖落水，逼HIT予外判商更優惠的條件，才能有機會改善自己的待遇。工人這樣做無可厚非。以李嘉誠的富有，去凸顯工人的被剝削，屬挑撥階級矛盾的手法，中共在奪取政權時亦經常使用。因為社會上打工的人多，做老闆的人少，只要訴之以情，就可以爭取群眾支持。即使在今天的香港，也很容易奏效。然而，工資是否合理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還得看工人在工作中的增值，是否足以抵銷老闆的付出；不能因為老闆有錢，就認為是剝削。那豈不是應把有錢的人的財富拿出來共產才對。人類做過這方面的實驗，效果並不良好。

因此，勞方在爭取權益時，亦不會單指控老闆有錢；他們還會引入另一種概念，就是工人也應有基本人權——一個努力工作的人應獲得基本生活的保障，其工資須足以提供起碼的衣、食、住、行與適當文娛活動。不過，何謂適當？何謂足夠？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標準，不容易取得共識。

以上的基本權利，最初由羅斯福總統在號召人民一起對抗大蕭條時提出。最初只屬許諾予人民的未來願景，後來進一步立憲成為第二權利法。現時國際社會亦視此為基本人權的一個組成部分。

不過，美國至今仍有學者對此有異議；他們擔心行使第二類權利時可能會損害第一類權利。

第一類權利可視為人民既有的權利，如發言權、結社權、私產權等；政府的工作是防止這些權利無故被剝奪。但第二類權利卻不是防奪性的，而是提供性的，需要動用龐大社會資源去支持的；但羅斯福總統沒有講清楚，提供資源的責任誰屬。結果政府只能靠徵重稅(實質上侵犯私產)，及把不認同這種做法的思想視作政治不正確，予以一定的抑制，令人民的第一類權利受損。

現時世上的福利制度，大都是按第二類權利制定出來的，但由於福利愈設愈多，即使把所有富人的錢拿出來歸公，都沒法在全球的範圍裡落實第二權利法。工人要爭取權益，將來能否繼續以第二權利為依據，已成疑問；因為大環境可能會促使美國重新修訂第二權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