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刊 (壹擋專政 A010, 2013.05.30)

香港官僚，最喜愛的管治方法，是發牌制度。

發牌，最基本的意思，就是除非官老爺贊成，否則任何人都不可以做這門生意。為什麼有些人可以做的生意，其他人就不准做？

「公眾利益！」這四個字，代表什麼？有沒有人可以說服我，每次政府以公眾利益做擋箭牌的時候，背後都是有同一套理念和價值？又或者，每次的「公眾利益」，其實是什麼不重要；想怎樣解釋，永遠都是官僚的特權。

3G流動電訊頻譜，官僚說要求收回，重新拍賣；公眾利益是引入競爭。同一個管大氣電波的衙門，卻增加不了免費電視廣播的牌照。公眾利益，究竟是有競爭，還是沒有競爭呢？

「有競爭，但又不可以過度激烈，要有秩序。」官僚可以這樣回答，而絕大多數人也就此照單全收。究竟什麼是過度激烈呢？秩序又是什麼呢？還是官老爺說什麼就是什麼吧。發牌準則無論怎樣寫，最終官僚還是有酌情權。酌情權是什麼？說穿了，就是官老爺喜歡什麼，心情怎樣。

「不會吧！政府總有做事的規矩。」規矩？假如今天我想開一家交易所，行政會議又會否認真考慮呢？又或者，我如果說要申請一個免費電視牌照，真的有可能獲得發牌嗎？

別天真了，好不好？政府發牌，還原到最基本，就是要把關，限制競爭。但在繁文縟節之中，要特事特辦時，卻總會找到酌情處理的空間。

「這樣講，豈不是說香港貪污處處？」要看大家怎樣定義貪污。將公權力化為私利，是貪污最基本定義。不過，將公權力化為某一個小圈子的共同利益，要算什麼好呢？暫且撇開酌情權導致公權化私利這一筆。有供有求，政府刻意要設下關卡，原則上政策就是要避免負面的際外效應，導致市場失效。畢竟，資源有限，就連使用效率不斷增加的大氣電波，亦避免不了物理的限制。最終解決資源使用的問題，還是用市場方法最公道有效；定了發牌數目，價高者得，皆大歡喜。作為公共資源的權益代理人，能將收益最大化，政府已經算是完成任務。可惜，政府假如接受純粹以價高者得這市場方法來分配資源，根本就不會介入干預。就算是土地資源，也有各種城市規劃的限制，讓官僚插手和上下其手。明白到城市規劃的運作和利益瓜葛，才會知道香港為何有個土地利益的圈子。公權化私利，原罪不在價高者得的市場式運作，而是各種官僚的酌情權。偏偏天真的社會棟樑和膚淺的政治演員，口頭反霸權，實際上卻不斷增加政府特事特辦的特權。話說回頭，官僚永遠都可以限制市場的發展，但不知道怎樣令市場發展起來。奇怪是，要發牌的生意倘若失敗，像張震遠和鄭經翰，官僚也要包攬上身，當作是自己的責任。事實上，資主本義競爭，向來都是有人成功有人失敗。要是官僚要確保在發牌下，沒有人會生意失敗，代價就只有製造可以牟取暴利的霸權。所以，有人生意失敗，不是不發牌的理由；相反，只要有人願意試，只要物理限制上可行，就應該發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