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意識是怎樣煉成?
爽報 (港聞 V23, 2013.08.20)
本周星期五,就是馬尼拉人質事件的三周年。恐怕沒有幾個人會想過,這件歷史上偶發的悲劇,激發起香港人的本土意識。
馬尼拉人質事件後,我在《利字當頭》寫了這樣的一句:「我思前想後,最終的結論是,一天香港沒有發揮自己的軟實力,影響人家的政治,人家都只會當我們是透明。外交,不一定是主權對主權,也不一定是政府對政府,重點是我們要人家知道,損害香港人的利益,必定會有後果。」
為自己爭取公義
當時的特首曾蔭權,不管甚麼《基本法》第十三條,即時拿起電話找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人家就是不接電話;菲律賓外交部和愚昧冷血者如美籍內地評論員阮次山之流,說香港特首沒有資格打這個外交電話。至今我仍然相信,曾蔭權確是飲香港水大、流香港血的特首。一刻衝動,應該不是甚麼計算;其實任何一個有血性的人,也會做同樣的事情。
假如事件發生在今天,現在的特首,反應未必一樣。這樣講可能有人覺得不公道,但平情而論,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難免會相信,思歪首要考慮除了他掌握得一塌糊塗的民情,更重要的還是北京。總之,這就是許多人的印象。
經歷過馬尼拉人質事件,許多香港人意識到,我們再不站起來為自己爭取公義,就沒有人會為自己爭取;甚至乎,當香港人據理力爭,也會因為內地的其他利益,而犧牲香港人應有的尊嚴。到後來D&G事件,港人感到身份再次被抑制,其後鬱結爆發出來,本土意識終於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其實自回歸以來,董伯伯和支持者高調宣揚「香港被邊緣化論」,明明是勸導港人要背靠內地,但近乎威脅的態度,總叫人覺得反感。沙士期間,內地官方隱瞞疫情,中山大學「毒教授」劉劍倫,明知中招卻來港,在廣華和京華國際酒店散播病毒,原來世界末日般的悲情,又是來自內地。再加上過去10年,每天大大小小在街頭發生的文化衝突,本土意識就是這樣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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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