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 (智庫爭鳴 A20, 2013.10.09)

公共政策有分好壞。不過，政府什麼該做，不該做，因為價值觀每個人都不同，有時很難定奪。例如打擊樓市措施，如果我是業主，特別是剛入市的一批，一定不想樓價被政府打壓；但如果我是09年把物業賣掉博樓市跌，希望低位再入市的前業主，自然會期望政府的辣招令樓市大幅下跌。特別是香港有一半家庭擁有自置物業。人人難免從個人從價值觀出發，因此打壓樓市的目標是好是壞很難取得共識。

公共政策　今非昔比

所以，除大是大非，評論公共政策好壞，最好由另一角度出發。也就是政策推出之後，對社會影響的評估，應以是否符合政策制訂者預期，來加以打分。例如，70年代香港賽馬會職業化，接受場外投注，為的是打擊外圍賭博，堵截犯罪集團財源；同時削弱警權，把緝毒的執法權力分給海關；又成立廉署專職打擊貪污。事後亦證明香港治安和廉政程度大幅改善，與政策推行的預期一樣，這就是好公共政策的經典代表。

然而，不知政府是否太滿足於香港歷年來的低犯罪率，而過度自滿。以近年從一些大眾不太關注的公共政策來看的事，香港社會的治安竟然令人有開倒車的感覺。

最近，牛津經濟研究院便發表了《亞洲十一地區私煙問題研究2012》報告，指出香港私煙問題猖獗，成為區內私煙天堂第二名。僅次於煙稅最高，而打擊私煙執法最鬆弛的汶萊。情況有多嚴重？香港每三包香煙，便平均有一包是走私煙或假煙。而重災區是新界北區，因為有調查發現，棄置路上的煙包，幾乎全是私煙。而公屋煙民，透過犯罪組織提供的熱線訂購私煙，更是公開的秘密！

先撇開個人價值觀不談，例如吸煙是否如一些極端分子所言應該一律禁止(希特勒就是最著名的禁煙分子)，既然現行香港法例仍容許吸煙，卻又用煙稅作為寓禁於徵的手段，便不能不檢討煙稅為社會帶來的正面影響，是否大於副作用。

公共政策　應求實效

實際情況是，雖然香港在2009年把煙稅大幅增加50%，吸煙總人口卻不跌返升，2011年再加稅41.5%，也不見情況有明顯改善，可以說，透過加煙稅令煙民戒煙，已到達瓶頸階段，不見得有明顯效果。

然而，大幅加煙稅的負面效果，正如前述，是私煙猖獗，香港成為了私煙天堂。依退休警司左禮宜(RobinJolly)所言，販賣私煙更「百份百涉及黑社會」。明顯的，增加煙稅令私煙有價有市，足以令犯罪集團肚滿腸肥，有更多資源可從事其他非法活動。

更甚者，是當私煙不斷加快的流入，做成執法部門，如海關的壓力大增。前年，就在加煙稅的不久後，有海關人員因緝私煙，追捕匪徒時撞爆肝臟命危。可見，加煙稅的副作用一點都不可小覲。

由此可見，政府在七十年代利用馬會接受投注，在改善香港整體治安的貢獻，就比現在對香煙寓禁於徵，高出不知多少班。因此，特區政府在制訂公共政策，先要回歸從前的務實，斷不可只靠政治正確掛帥。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王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