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富 – 獅子山學會創辦人, 信報 (理財投資 P.31, 6.17.2009)

出生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一群香港人，我會叫他們做「特區孩子」，他們見證了特區的成立，經歷了香港由盛轉衰的日子，要是香港在最根本的環節沒有出現重大質變，他們前路或許會很難走。

加拿大作家 Malcolm Gladwell 去年出版的暢銷書 Outliers 提出了一個看法︰時勢造英雄。簡而言之，成功除了天分和努力，更要配合外在環境因素；出生在錯誤的時空，像號稱「全美國最聰明的人」 Christopher Langan，就算有爆燈的195分智商，在一生的頭一段日子際遇不好，往後也只有幹幹粗活，那非凡的腦袋苦無用武之地。

「特區孩子」怨氣極深

筆者的一代，出生於七十年代，大學畢業後投入社會，剛巧是亞洲金融風暴前後和科網經濟的興起；雖然在畢業之後的十五年間，經已遇到了三次泡沫，但友儕間能成功趕上新經濟步伐，也總算找到了一門出路。九十年代移民潮，造就過一段中高層人才真空，也讓當時廿多歲的我們，更多了一點事業上出頭的機會。可是，比起父兄一輩人經歷的急速增長，我們這一代的小康之路，難免比較多崎嶇顛險。

可是，比筆者年輕、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人，經歷的又是更灰暗的另一番境象。他們畢業的時候，正是科網泡沫爆破和之後的新經濟寒冬，本來雄心勃勃想當網絡英雄，苦讀了三年電腦工程，結果卻前路迷茫，就算是冬去春來，卻見到處盡是股樓炒作，彷彿九十年代資產泡沫爆發的翻版；記得當時坊間冒出了有幾位少年和美少女「股神」，不知他們如今身在何方？

時光飛逝，終於到九十年代出生的「特區孩子」投入社會。「特區孩子」剛懂事的日子，便親身經歷特區成立和接下來的連串混亂施政。這群「特區孩子」的小學經歷，是社會為一刀切母語教學爭論不休，他們自己也面對前所未見的壓力；到他們上了中學，又遇到新學制和通識科的挑戰。近日，社會才忽然驚覺，原來這一代的孩子和往昔的我們，有一段很大的距離；政府說年青人濫藥，有結黨去打劫的少年，也有出賣肉體的少女，這些明顯都是社會最嚴重的警號。問題是，警號背後又隱藏了什麼訊息？

再過幾年，「特區孩子」便要入大學。第一屆新高中學制的畢業生，以及舊制下的最後一屆畢生，進入大學的過程也加倍驚險，雖然那一年兩批學生沒有正面競爭，三年制和四年制各有學額去吸納他們，可是他們當中仍會有數萬人進不了大學，相信其中有不少會在翌年，也就是2013年，以重讀生的身份去跟第二屆的新高中學制畢業生競爭學位。這幾年的一群「特區孩子」，怨氣將會很深。

官方的答覆或許是︰「除大學外，還有其他渠道去讓中學畢業生去進修，或者他們可投身社會工作。」

「派錢保民望」變成傳統

在未面對真正的政治衝擊前，官員還可以如此冷靜回應。不過，屆時特區有新的行政長官，未站穩陣腳的他，會以什麼方案去對應這個問題？到時特區政府會大幅增加高等教育的撥款嗎？在政治現實下，增加高等教育的撥款既可解燃眉之急，也可贏得社會掌聲，為政者做個順水人情，何樂而不為？再者，特區早已開了「派錢保民望」的傳統，增加高等教育撥款似乎將是下一個十年必然發生之事。

可是，大學學位數目的不斷增加，卻非教育質素的進步。

筆者的兩個孩子年紀還很小，所以「特區孩子」面對的問題，對筆者來說仍然有點距離。不過，筆者跟其他父母討論子女的未來，大家都顯得憂心忡忡。事實上，有不少能力上負擔得起的父母，都表示一旦香港教育狀況繼續差下去，唯有將子女送到外國。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大家都對教育制度全面失去信心。

筆者和這些家長的觀點和預期，是非常典型的中產思維；不過，這也正好是香港沉默多數的想法。就算中學畢業之後進不了大學，也得趕緊在年青時進修，否則，前路難行。老套點說，在全球化的知識型社會，一般人的成就跟學歷掛，而大家的競爭對手也是來自全球各地的人，教育搞不好，香港還會有未來嗎？

無論是為了特區還是為了孩子，我們都要反思如何令投放在高等教育的資源得到應有的成效。不斷擴大一個自我封閉的系統，絕對不是一條出路，搞好教育亦不等於永無止境地增撥資源。事實上，我們必須要面對一個重要問題：香港的高等教育界具備國際級的競爭力嗎？
錢跟學生走

近日民間組織在熱烈討論打造香港為教育樞紐。對香港的良好願望，無論如何也值得在精神上作出支持，但面對現實，香港的高等教育制度要提升競爭力，首先要從收生的過程改革。現在的大學聯招，要是套用競爭法的技術用語，根本就是瓜分市場的反競爭行為。以往只得兩所大學的日子，直接競爭令大學的文化和氣份都搞活了。如今，大學是三年制或四年制，也要被一刀切，為什麼香港不可以有兩種學制並存競爭？為什麼大學是三年制或四年制，竟然不是由大學自己決定？

另一方面，對大學本科生的撥款，應得錢跟學生走。政府對大學本科學位的撥款，為什麼不可以用來讓香港的年青人到海外升學？一個學生要是被頂級學府收錄，為什麼他要放棄一個香港學生應得的資助？這個學生要是父母負擔得來，他或許可以瀟灑一點。可是，如果他是一個貧窮家庭的學生，雖說外國的頂級大學多數設有獎學金，又有幾多人因為怕日後失去獎學金而寧願選擇留下？

大概在千禧年，還未是特首的曾蔭權，對大學生提出了錢跟學生走的想法，結果惹來高等教育口誅筆伐。事實上，當時正值科網泡沫爆破，本來就是一個改革的契機。要是早已經有錢跟學生走，或許科網第二波的Google、Facebook 和 iPhone，會見到香港年青人的貢獻。當然，歷史沒有如果，而這一代香港人，結果熱衷投入社會運動，帶來連串新現象，既是社會有機體的自然調節，也是當初想不到的後果。

面對同一個政策題目，比以當年曾蔭權提出錢跟學生走，現在更有需要改革香港的高等教育。往事已矣，筆者希望香港各界，可以從更宏觀的視點去對待高等教育，免得又一次錯失讓香港出現正面質變的黃金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