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 信報 ( 經濟企管 P.31 ,10.13.2008 )

自由思想大師海耶克的名言：「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由善意鋪成的。」當然，海耶克當年是針對子虛烏有的社會主義作出批評，也掀動全球拉倒社會主義的運動。但社會主義從來沒有止息，還透過工會運動、福利政策甚至以環保為名的強制，以不同形式變種復活。在香港，最低工資的立法風潮，可說是社會主義的左傾象徵，也引發大家思考最終受害的，將會是原想幫助的弱勢社群。

削弱勢者議價自由

我認識一位不懂廣東話的新來港人士麗姐，連中文字也不懂幾個，又要照顧家裏的小孩，就算成功入住公屋，丈夫的收入也不足支付家庭開支。最後麗姐在住所附近找到了一份清潔工作，收入雖然低於目前倡議的六千元月薪最低工資，但僱主就因為她願意以較低薪水入職，而僱用了麗姐，家庭收入增加的同時，又可以兼顧照料子女。

但倘若訂立最低工資，好像麗姐這般沒有什麼議價能力的弱勢社群，就是最後以調低薪金來換取工作的機會也被剝削掉！少數族裔、新來港人士、退休人士、沒有工作經驗的年輕人，通通都會因最低工資而失去議價自由，工作崗位將會由能力較強的人取代。加上面對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本港的經濟和就業情況一定大受打擊，弱勢者本來就是最先要面對衝擊的一群，立法最低工資是對弱勢社群落井下石。

不少輿論預期星期三的施政報告會公布最低工資的立法決定，不論最後公布的方案是保安和清潔行業的行業性立法，還是一刀切的全面立法。如果特區政府以為提出立法就是回應了最低工資的政治訴求，改善港府現在低落的民意，那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在經濟環境轉差的情況下，立法最終只會引發更多政治運動，針對立法範圍、工資金額等細則，衝擊政府的管治，並會預見成為長時間的政治問題。

事實上，世界各地均有不同的最低工資制度，但從來都沒有成功解決弱勢社群的就業問題，連當年因為想阻止婦女以低薪入職而始創最低工資的美國，也就最低工資問題爭持不下。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究員大紐馬克（Neumark）和奧廖娜（Nizalovaof）對領取最低工資的年輕人作出追蹤研究，結果發現在二十歲時曾經領取最低工資的年輕人，若領取最低工資時間愈長，往後日子的收入和能夠就業的時間就會愈少，長時期實行最低工資對年輕人的影響就會愈深。

美國德克薩斯州Ａ＆Ｍ大學的兩位教授，唐納德迪爾（Donald Deere）和韋爾奇（Finis Welch）對美國實行最低工資作出長時間的研究，得到一個總結：「我們的結論是簡單和直接的：每當增加最低工資，以為幫助低生產能力的工人，但就更少這類工人會受聘用。」

負所得稅制更勝最低工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主張以負所得稅制（Negative income tax）來作為解決貧窮問題的方式，以政府補貼而不是法定工資的方式來保障每個人的最低收入，他認為法定最低工資是錯誤而且沒有效率的。

其實，以扶助弱勢社群為出發點的最低工資，絕不能獨立推行，而必須連同現在的綜援制度一併檢討，研究以設年期的負所得稅制，鼓勵低收入者就業同時，確保到他們的基本生活，也不會直接影響弱勢者的議價自由，踏上自力更新的成功道路。最低工資的禍害就是剝削弱勢社群的議價自由，原想幫助的一群就會成為苦主，連入職的機會也會失去。曾特首，請懸崖勒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