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730 (C觀點A08, 2012.9.25)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社會的正常運作，需要一套大眾都遵守的遊戲規則。這套規則必須有凌架性，任何人(包括官員與民眾)都得遵守。這樣，社會上才會有一套大家可以信任的法則去依從。

在殖民地時代，香港雖沒有民主，卻有法治。香港人覺得在香港生活很安心，因為在香港做甚麼事都有一套既定的程序，不會因人而異，大家都會得到同樣的對待。

法治為香港人提供的，是一套程序的公義；它雖不能保障結果的公義，卻提供了一套尋求公義的程序框架。法治就是保證事情會依足程序去做，完成所有程序之後，大家就得接受它的結果。

不過，近年香港人已變得愈來愈不尊重法治，只要覺得自己有道理，就可以另行一套，去尋求自己心目中的公義。人人都說按自己的良心來辦事，把個人的價值判斷凌架於社會的法律之上，結果反令到社會失去了一套大家都得依循的準則，令生活在社會裡的人失去了安全感。

以發展新界土地為例，政府辦事都有一套既定的準則。政府在決策前會進行諮詢，這種諮詢並不保障每一個人都會被諮詢，只能保障法定的諮詢程序已經做足；譬如，要刊憲，要張貼告示，要收集及研究市民的回應，要把方案交城規會通過等。

城規會最後怎樣決定，社會管不了。社會只可決定，城規會的成員怎樣組成，開會有甚麼程序，決議須如何達至。只要一切已按既定的程序去辦，社會就得接受城規會的決定。

但現在社會上有一幫人，覺得自己「真理」在手，可以不遵守既有的程序。他們甚麼時候心血來潮，就可以高舉他們信奉的理念作旗幟，喚召他們的信眾，進行程序外的抗爭。

他們自有一套標準，可以判斷甚麼才是公眾利益，要多長的時間作諮詢才算合理。在新界東北的發展問題上，他們更連政府要進行諮詢也不允許，非要政府立即撤回方案不可。他們這種心態，豈不是自視為香港的太上皇？

凡是他們不認同的東西，他們就判以莫須有的罪名。他們把新界發展新市鎮的方案，說成是政府想滅村，無視香港社會的整體需要，他們把鄉村成為發展用地，說成是需為內地富豪建別墅，無視鄉村發展的多樣性，為了迫政府撤回方案，他們表明不會再與政府溝通。

不再溝通，又不肯罷休，是否意味著，要圍立法會？要佔領政府總部？以激昂的群眾情緒去迫政府退讓？

這類訴諸群眾的方式，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時候偶一為之，總不能成為社會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難道香港真是要讓激進派當政一段時間後，香港人才會明白此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