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經管智慧 B15, 2012.10.10)

 

人類文明的進步，靠的是透過克服生活（或生存）上的困難，過程帶來生產力增加而達成的；例如，用一個極端例子，《科學》雜誌（Science）在2003年發表的文章，從人類基因找到食人習俗在古代廣泛流行的蛛絲馬迹：食人族可能曾因進食人腦，感染到類似瘋牛症的疫症而大規模死亡，剩下未死的人，生出了抵禦基因而殘留在現代人體內。

文章從此推斷出上述結論是否屬實，則不得而知。不過，大部分食人族最終放棄食人卻肯定是事實。問題是，為何有此改變？

文章未有提出人類放棄互相獵食的解釋，有人會認為這是良心發現；不過，從經濟學看，人食人是高度的寄生行為（Highly Parasitic），不能持久。因為弱者愈來愈少，而自己被愈來愈多猛獸圍繞（只有與人類更兇猛的野獸為鄰的，才會有食人族，不然，隨處有白兔和綿羊，又何須食人？）。

 

減少寄生行為增生產力

當食人族面對這樣的困境，聰明一點的會想到：「如果我有能力活捉弱者來吃掉，倒不如先忍一下自己的飢餓，留下活口，奴役他們幫我獵獸。」明顯地，奴隸社會的人均生產力高於食人社會，社會因而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奴隸社會當然非常野蠻，但總比人食人文明。

同樣，跟食人社會一樣，奴隸社會靠犧牲他人成全自己，也是高度的寄生行為，亦有它的瓶頸。

少量的奴隸主要控制龐大的奴隸，要他們不反抗、不大規模餓死病死並非易事。但如果提高奴隸主（加差役）的比例到某一個程度，奴隸主和奴隸不過是一同吃苦，因為一個奴隸主由一百個奴隸供養，當然生活富足；不過，當情況改為由三個人控制兩個奴隸，五個人的共同生活就沒有什麼保障，所以有思想前衛一點的奴隸主，會給予奴隸自由人；社會自由的人多了，原來的奴隸主可以透過僱用自由人或與自由人貿易，提高整體社會生產力。

人類社會由食人社會進化到奴隸社會再到自由社會，寄生行為愈少，便愈多生產力，隨之而來就是文明的進步。

走筆至此，岔開話題。最近，在會議中接觸一批來自歐美的經濟難民，我是唯一來自遠東的，也是唯一來自政府有長期財政盈餘和短期內沒有破產危機的地區，所以稱其他與會者為經濟難民，自覺非常合適，也相信這批奧國學派經濟學者絕不會介意我用此稱謂。

 

米杜士堡的寄生例子

其中一節，講者為來自前宗主國、在英格蘭執業多年的退休精神科醫生，同時自八十年代起在著名雜誌The Spectator發表文章的作家。有一年，他們出差到米杜士堡（Middlesbrough），有以下觀察：「米杜士堡本來是一個煉鋼的重鎮，煉鋼廠因失去競爭力而倒閉，本來大量失業的工人，應該提供了剩餘的勞動力，但奇怪的是政府寧願輸入非技術移民彌補勞工不足。為什麼呢？因為英國優厚的福利令米杜士堡的失業工人沒有任何轉型的動力，居民幾乎全部直接或間接依賴政府（前者為接受福利者，後者為服務前者的行業）。

「當地二百碼內有七間薄餅店，最新的一間由舊煉鋼爐改建而成（我曾問他是否認真，他說絕無懸念）。街上許多肥人，我有些病人、第三代綜援戶，三十八歲已經肥得要開電動輪椅代步，在那七間薄餅店進進出出。當政府把人民求生的責任拿走，我看不見他們有更多選擇。」那些米杜士堡居民，只有肥與更肥，這是選擇嗎？如果米杜士堡真的全民拿綜援，完全不懂生產，只靠寄生於其他生產者，這樣的高度寄生行為，又怎會不是文明的大倒退？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王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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