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2007-09-16)

政府動用近二十五億港元，透過外匯基金增持港交所股權至近百分之六，成為其單一大股東。在金融風暴的陰霾下，政府於一九九八年也曾動用近一千二百億港元入市。只是相同的入市，意義上卻存在很大分別。　　一九九八年的入市，是非常時期下的特別措施，政府為挽救市場信心，所購股權亦只作為投資，最後以基金形式回歸市場，政府無意「推動」相關公司的發展。相反，是次「收購」卻是主動出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明言有關舉動「並非純粹為投資，而是有策略目標」，是希望以股東身份推動金融發展。由此可見，以動用資金的規模而論，是次「收購」遠遜於一九九八年的入市，但以干預程度而言，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政府走出危險一步

政府必須以大股東身份才能「推動」的發展，顯然非以港交所及其股東之利益為依歸。試想，假若有關發展對港交所有利，利之所在，毋須政府提點，其亦必然趨而往之。可況，官員毋須為發展的結果付鈔，沒有鈔票作押的發展方向，也不見得會眼光獨到。政府以迪士尼股東身份推動旅遊業，結果旅客未能達標，反而需要政府注資救亡。

政府以達成策略目標、推動發展為理由「收購」私企，實在是危險的一步。金融、物流及旅遊均為香港的重要經濟支柱，加上科技資訊、時裝、中藥等行業亦為政府提出的發展重點。現在政府以推動金融發展為由，可以「收購」港交所股權以作干預（推動發展也），將來對其他企業便沒有理由不能照辦。對港交所幾個百分點的增持，卻為政府將來對各行各業的干預，定下了模糊不清的準則，增加了企業營運的不明朗因素。

應持開放態度看競爭

交易所猶如其他產品的交易市場（即墟也），並非由政府計劃而成，而是市場為減低交易費用而自行設立。香港早於一八九一年便出現第一間證券交易所，及後發展至香港證券交易所、遠東交易所、金銀證券交易所及九龍證券交易所的四所鼎立時代，當中互有競爭，亦時有合作。可惜，四所其後在政府「推動」下合併成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更在法例（第五百七十一章）保護下壟斷香港證券交易的業務。

另一方面，資訊科技急速發展，交易所營運能力大大增加，「合適」（optimized）的營運規模亦得以擴大，各地不同交易所之間的併購因而時有所聞。於是，有意見認為政府「收購」實為必要，以避免港交所落入外資之手。

其實，政府職責在於制定政策及監管市場，對於本地競爭或是外來併購應持開放態度，交易所的數目及資金來源可由市場自行決定。畢竟，一地金融業的發展有賴當地交易所的效率及公正性，而非關其股權屬誰。同樣為經濟根基的銀行業，在政府監管下，對內對外敞開競爭大門，對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無貢獻。

可借鑑澳門管理賭業

由法例所確立的壟斷，市場參與者無法在服務提供者互相競爭中得益，租值只會流向壟斷者（港交所）及有權確立壟斷的政府官員。參考澳門開放賭權的經驗，廢除「法定壟斷」所帶來的社會利益及釋放的商業活力甚為可觀。因此，政府實應以澳門賭業為鑑，考慮開放交易所業務，而不是反其道而行，透過「收購」港交所，使其成為交易所業務中獨一無二的「國企」。

政府以公帑「收購」港交所，有必要對市場參與者及納稅人明確交代原因。同時，政府的舉動也正好讓我們反思應如何推動香港未來的金融發展；是對單一企業的壟斷地位加以保護，讓政府以股東身份作指導，還是開放市場，讓競爭中脫穎而出者自行尋找發展方向？中國內地以往成千上萬瀕臨破產的國企，跟近年大力改革國企所引發的經濟潛力，會不會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