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P17 10.01.2007)

一百六十多年前，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把清朝這個紙老虎打跨了，開啟了我們從天朝大國淪為半殖民地之路，當中經歷甲午之敗、庚子賠款、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和文化大革命一頁頁的血淚史，等了一個多世紀，中國人今天終於可昂首談談自己會否成為繼美國之後的超級大國。這與四十多年前，當中國成功試爆第一枚原子彈時，被日本奚落沒褲子還搞核子的時代相比，實有天淵之別。 政府不應增持港交所

對於中國再次在國際舞台冒起，大部分中國人都寄予很大的期望，期待漢唐盛世的重臨。作為中國的一分子，香港人以及特區政府希望為國家出一點力，努力配合國家發展，其良好意願不難理解。最近，特區政府便大舉增持港交所股權，成為其單一最大股東。據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增持港交所「有助推動香港及中國大陸交易所發展」。很明顯，無論是中央還是特區政府都有共識，認為股票交易所深具戰略價值，不容落入外國勢力，而政府更必須主導其發展，以配合中國和平崛起繼而成為超級大國的國策，可是這種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正是中國躋身超強的絆腳石。這不是中央電視台所製作的紀錄片《大國崛起》所告訴我們的嗎？這又從何說起？

由上而下發展無效力

片中指出近五百年興起的大國雖有九個，但真正稱得上稱霸世界和對人類發展留下石破天驚的貢獻只有荷蘭、英國和美國，其餘大國雖一時稱雄，可是其國力和對世界的影響力卻不能持久，始終不能獨當一面。它們的分別在於荷、英、美的發展模式是由下而上的，即由市場決定國家的發展方向；反之，俄國、德國和日本卻是由上而下，以政府主導的方式進行現代化。另一原因是荷、英、美的發展都引發出體制創新，那我們不禁會問，由下而上發展的社會和體制創新這兩個元素相遇是巧合嗎？還是兩者有因果關係？

歷史告訴我們，現代的銀行、金融制度，是由荷蘭一群商人為解決資金困乏和分散風險所創立出來的，當時的荷蘭政府卻沒有為其訂立發展方向。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成立，期後發展成為擁有國家特性的體系，這創新的制度也不是由英國的官員所想出來的。至於近代，當美蘇政府傾家蕩產的大力發展太空事業，人類期待不久的將來會移民到哪一個星球之際，真正為人類展開另一里程碑的電腦工業和互聯網卻悄悄的展開第三次工業革命，使人類的生產力再次爆炸性上升。

大國崛起之道在自由

這次的資訊革命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美國一群企業家所領導的，並由無數的私人風險投資基金支持而得以開花結果，而不是由政府興建一個數碼港、科學園或成立一個創新科技基金而成事的，這些例子都有效地顯出，由下而上的發展模式與體制創新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反觀俄、德、日，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雖在短時間內令國家走上現代化和列強之路，可是終不能獨當一面。好像日本，就在其如日方中的八十年代，它的科技也頂多被稱讚為創新（innovative）而非有創造性（creative），而由始至終日本政府都過分保護本土經濟免受外資衝擊，以致應被時代淘汰的企業還被人為地保留在市場上，窒礙了社會的新陳代謝。這也解釋了為何日本經濟久久不振，而成了真正東亞病夫的原因。

我們舉出上述例子，絕不是否定政府在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反之，我們肯定它在市場上定立清晰和公平遊戲規則的功能，就好像球賽中球證的角色，例如於互聯網急速發展中如何訂下法例保障知識產權等；可是如入股港交所般，港府集球證球員身份於一身的情況，則可免則免。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作為中國人，我們希望國家能接歷史巨輪的接力棒，像先賢們為人類帶來四大發明般，為世界打開新的一頁。可是，如果中央和港府還是依現在由上而下的模式領導社會，看來我們還未真正掌握到大國崛起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