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謀殺了社會

壹週刊 (壹擋專政 A010, 2013.05.23)

 

剛過去的週末,跟一位宗教領袖討論香港的慈善事業。

「香港人不是沒有善心,只不過在這個城市,做善事的空間,都被政府福利排擠掉。」我察覺到,在香港搞慈善事業的人,最終都要往外邊尋找服務機會。香港太富足嗎?為什麼我們仍然經常聽到有人抱怨,弱勢社群得到的支援不足?

「政府去擔當一切,不好嗎?至少,政府資源多,又穩定。」認同政府財富再分配的人,絕大多數都不相信,單憑每個人的善心,就可以令所有人都得到照顧。畢竟,他們認為,靠捐款運作不穩定,只有得到政府支撐,弱勢社群的生活才有保障。

同樣道理,很多人也不相信,自由市場可以解決眾人生活裡,所有的衣食住行需要。當然,市場並非無所不能。不過,事實反映,市場更能夠滿足不同人的不同需要。同樣的供求關係,假如由政府壟斷了供應,結果難免是倒模式地單一化,雖然供應是過分的充裕,沒有選擇之下,大多數市民唯有遷就。被政府排擠了絕大多數的民間私人供應,剩下了少數的選擇,必然是稀罕亦代價高昂;最佳例子,就是香港的教育和醫療。長年的扭曲,令多數人相信,市場不可能提供這些服務,結果市民也愈來愈依賴政府,訴求也愈來愈繁複。

六十年代,國際思潮一片紅,香港亦一樣受「去殖反帝」的潮流左右。為求和諧穩定,各種政府福利急速擴張。此外,對各種民間慈善組織,政府以政治影響力,建立了幾個重要的資源渠道;1968年成立的公益金,以及70年代馬會壟斷合法賭博的收益,成為民間組織的主要資金來源。集中壟斷了慈善的資金來源,現實地令到民間組織愈來愈靠攏建制和官僚。當慈善跟福利的界線愈來愈含糊;多數人心目中,沒有政府去提供福利,就等於叫老弱病貧者徬徨無助。福利、教育和醫療政策,將資源分配的功能,也由民間組織,轉移到政府;民間組織的空間,愈來愈狹窄。與此同時,香港代議政制選舉政治,意外地吸納了許多有信仰和社會服務背景的人。慈善事業被收編到官僚建制之內,政治也走向泛福利化和左傾。政府的對面,其實除了市場,也有家庭、教會和各種慈善組織,構成社會的網絡。當各種社會身份發揮不了應有的功能,被孤立的個人難免要依賴政府作為單一的支柱。不過,當政府規模愈大,干預面愈廣,效果就愈難盡如人意;但是政府愈是滿足不了訴求,社會棟樑就愈要求增加資源。惡性循環之下,結果是政府的運作,也大到不能倒。

 

李兆富

時事財經評論員,自由市場智庫獅子山學會創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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