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刊 (壹擋專政 A010, 2013.08.08)

「香港的公共衞生間，就連洗手和沖廁，都有詳細指引，說明標準做法。難道香港人就是要管？」我對一群來自南亞各國的大學生，如此開始介紹香港社會文化。

只要細心留意，就會發覺洗手和沖廁的指引以外，香港公共場所到處都是各種各樣的告示。這些充斥每個角落的生活指引，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其實是一種體驗上的衝擊。

事實上，只要有公共場所，就要有一定的規律。香港人口密度高，公共場所亦多，所以規矩也多；而在規章告示通常都是以「請勿」和「不准」作為警誡。

警誡式的規律以外，還有不用告示，更不用每個步驟鉅細無遺地去列明，約定俗成的群眾習慣。比如說，今時今日，理論上已經沒有香港人會隨地吐痰，沒有必要到處張貼「不准隨地吐痰」的警告標語；但假如「不准隨地吐痰」的警告愈來愈多，就說明社會開始出現某種轉變。

我喜歡以這種目測的方法，去感受一個地方的文化和人文習慣。

約定俗成的大前提，是多數人有共同文化價值、經歷和習慣。香港是個移民城市，旅遊業亦興旺，加上為數不少的外籍家傭，要維繫公共場所的秩序，唯有靠各種警誡、指引告示和廣播。

公共場所的規章，既反映了香港人對秩序的共同價值，與此同時，亦在塑造香港人的集體習慣。

「對這個滿有秩序的香港，我反而感到有點不安……這種以人為環境塑造集體的習慣，好像1984的情節。」說到這裡，有位來自尼泊爾的學生如此反映。

究竟是環境塑造我們的集體習慣，還是我們依社會的價值，去塑造環境呢？這個哲學問題，留給大家慢慢去辯論。不過，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難免會互相影響，高密度人口的城市，人與人之間就愈需要制度去包含眾人的最大公因素，個別人性化的主觀因素，難免要被埋沒在規章之中。

香港的城市另一個特點，就是許多公共場所，交由私人管理；住宅的公用地方、商場、甚至休憩遊樂處，許多都是私人管理。

「有時候，維持秩序，效果最好成本最低的方法，未必靠政府。我可以想像得到，如果所有公共場所，都由上而下給政府包辦管理，結果應該會很糟糕。」香港絕大多數生活環境都尚算整齊清潔，其中一個管治智慧，就是下放管理至地區層面。

執行和決策的行政機關愈是接近地區層面，群眾共識和行政機關之間的互動，就愈是處於對等地位。物業管理和業主租客代表的互動，是我見過最多姿多彩的地區政治；物業管理對業主租客的問責，肯定高於任何政府對納稅人，而業主租客之間雖然一樣有政治，但務實地求共識的能力，亦肯定高於任何立法機關。

公眾之事，愈是提升到所謂的高層次，就愈遠離人民。香港政制最大缺陷，就是非但不將權力下放，反而是將決策的責任和權力集中在特首一人身上。這個超不穩定結構，才是香港民粹的根源，詳細理由，下篇續談。（如何管治香港系列三之一）

李兆富

時事財經評論員，自由市場智庫獅子山學會創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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