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擋專政 A010, 2013.09.12)

經濟學人的立場很清晰，就是政府既不應過分介入商品市場，也不應過分介入思想市場。政府的功能，在於減低交易費用，而不是保護消費者。

高斯教授（Ronald Coase）於上星期二，在芝加哥逝世，享年一百有二。

高斯教授對大陸經濟學者的意識形態，影響甚深；晚年，他的工作集中在觀察大陸的經濟改革。在香港讀過經濟學的朋友，也應該聽過「高斯定理」和「交易成本」吧。

1974年，高斯教授發表了「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的文章。高斯教授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確立對言論自由的保障，社會文化也高舉言論自由的旗幟。可是，政府對干預市場卻樂此不疲，知識分子精英不但沒有察覺到箇中矛盾，且只要有一機會，就會主張政府事事介入。

「思想又怎可以當作商品看待？」假如有自稱知識分子的人這樣回應，我不會覺得出奇；畢竟，他們的邏輯水平大概如此，不可能再強求更多。

「壞思想」對社會可以造成的危害大，還是「壞商品」的破壞力更強？不相伯仲吧。假如政府有責任去監管「壞商品」，為什麼又不可以監管「壞思想」呢？

高斯在文章裡引述戴力圖（Aaron Director）的猜想，指知識分子在生產和販賣思想，也自以為在道德高地上，而商人從事的勾當就算不是卑劣，也沒有什麼道德可言。

知識分子眼中，商品跟思想，不可以相提並論。將兩者拉上關係，對知識分子來說，更是侮辱斯文。知識分子不但認為無商不奸，也相信零散的消費者沒有議價能力，也沒有監察商人的力量。知識分子要跟商業社會劃清界線，唯有不斷查找市場的不足，但是任何對言論的審查，都是對他們的挑戰。

哲學地看，思想和商品，其實只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戲劇、小說、歌曲等，既是思想的載體，也是商品。智能電話，大多數人認為是消費品，但是當中的設計和技術，又何嘗不是現代文明思想的結晶？經濟學人的立場很清晰，就是政府既不應過分介入商品市場，也不應過分介入思想市場。政府的功能，在於減低交易費用，而不是保護消費者。

事實上，由於思想和商品二而為一的特性，保護消費者的說法，很容易變成言論審查的藉口。從事電影出版文化創作新聞傳媒的朋友，應該明白政府審查很多時跟保護公眾根本沒有關係；可是另一邊廂，同一班自命公共知識分子的人，卻叫政府介入人家的工作去。高斯的「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至今已四十年，政治氣候愈走愈封閉。曾幾何時，知識分子就算不贊成別人的想法，最低限度也會捍衞別人的言論自由。由七○年代起，知識分子將言論自由分成兩類，政治言論和商業言論；政治言論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神聖不可侵犯，商業言論不但沒有任何地位，更加是可以禁絕就要禁絕。知識分子從心底厭惡廣告，認為是俗不可耐，所以只要一有機會，就想盡辦法去狠加痛擊，商品說明條例，就是一例。香煙和香煙廣告是兩件事。吸煙危害健康，被禁的卻是香煙廣告。當代知識分子的偽善和荒謬，莫過於此。他們有所不知的是，當商業言論一個一個的被打壓，商業媒體的生存也愈來愈困難，知識分子的生計也愈來愈依賴政府，市場被排擠，無論是思想的抑或商品的，最終都會威脅思想獨立的存在。

李兆富

時事財經評論員，自由市場智庫獅子山學會創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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