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2017-12-2 ／ 吳健華

2017年12月2日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

上星期六（11月25日）我參加了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公聽會，當主席作開場白時，我不禁窒一窒，主席不是應該保持「公正超然立場」嗎？為什麼他一開口即向各參加者表達他的立場？既然是公聽會，即是各發言者都有自己的觀點，而我和主席未必同一立場，會不會發言時中途給人終止，又或掃地離場？

言歸正傳，今次公聽會的題目是「在考試及功課壓力下兒童的權利」。發言者差不多只傾向批評教育局沒有盡責把好關，令學生因功課考試多而失去休息和發展興趣的時間。但我認為，如果他們有認真去思考一下，到底問題是哪一方製造出來？可能他們的看法和意見會有所改變。

我不敢說其他國家的教育一定比香港好，但香港刻下面對的教育問題，我的看法是源於政府的控制及一班社會主義者所致！

政府辦教育，是真的出於好意？清朝在二十世紀初名存實亡，大量知識分子從內地來港，為防止香港學生被灌輸民族主義和革命思想，影響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港府於是分別在1913和1922年頒布《1913年教育條例》和《中文標準課程》，限制師資、課本內容、教學方式及規定中文學校的教學範圍要符合港府標準。

視教育為實驗

到1950年，因應內地情況，港府於是加速興建中小學，為兒童提供基本教育及開始大量培訓教師；而為令學校不被內地同化，兩年後，港府成立了「中文學科委員會」。從歷史可見，政府的教育政策不過是要製造順民吧了【註】！

可是，教育局到今天仍告訴謙卑的蟻民們，說他們重視提供優質的學校教育。獅子山學會董事王弼月前撰文《香港教育的731部隊》，描述香港的「教育官僚」將教育視為一場又一場的實驗，例如扼殺學童創意的填鴨式教育、為學童洗腦的通識教育、中史科取消了又要恢復等。

試問如果「教育官僚」真的關心學生，會將學生當作實驗品嗎？就連現任教育局局長也說香港教育制度「複雜」，所以要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外國讀書。既然「教育官僚」如此對待我們和下一代，繼續對它有所期望，要求它伸出援手，不是愚不可及嗎？

但社會主義者們卻沒有將政府為教育帶來的破壞的事實告訴家長和學生，反而不斷要求政府在教育上增加資源，令政府對教育的控制愈來愈強，促使「教育官僚」擔當起由設計、指導、監督到評價的角色，TSA、BCA便是最佳的例子，學生只能「聽聽話話」任由「教育官僚」擺佈。

更甚的是，社會主義者向學生灌輸「濫用權力」的意識，令沒有多少社會和人生經驗的學生忽略了「權力」和「責任」的關係，使學生迷戀權利，卻不知道要履行那些責任，追求知識變成了是一種義務。最近，社會主義者鼓吹訂立「最低學時」，更不啻是令學生視學習為一種交易，只會計較得失。

今天的學生如果仍繼續埋怨、迷信政府權力，以為訂立一些惡法便能保護自己，而不懂在學習的壓力下磨練出堅韌的精神，學會在社會中競爭，教育問題只會繼續纏擾香港社會。

註：《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作者：黃兆輝）

撰文:  吳健華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ken.ng@lionrockinstitu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