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 (利字當頭 B18, 2011.4.21)

於90年代中大學讀書時，記得有一位教授曾講過，大陸中央政府稅收能力非常之弱。換言之，地方的經濟繁榮，不會變成上繳中央的稅收。所以，改革開放初期，北京動作想大一點也不可能，很多政策都要透過各種國企落實。畢竟，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走出來，有些包袱要丟低，還是要花點時間。

可能是由於稅制未有及時建立起來，國企更加是一種負累。所以整個80年代，中央政府惟有靠貨幣政策和信貸系統來支持運作。當年就連解放軍的軍費也被長年凍結，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央政府限制有多大。

地方與中央矛盾 為最大隱憂

80年代底的民主運動，至89年的慘劇收場，令中央政府意識到，貨幣政策不可亂來。92年鄧小平南巡，翌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了另一輪國企改革。簡言之，方向就是將國企當真正的生意來做。同樣在93年，青島啤酒（168）在香港上市。不過，這幾年中央也同時要處理下崗國企工人的問題，可是中央公共財政的改革步伐仍然緩慢，所以通脹仍然時好時壞。一直到90年代後，國企的問題大致上解決得七七八八，通脹也得到緩和。

研究中國現代政治的人，大多忽略了宏觀問題，尤其貨幣和信貸制度。其實從系統觀點看中國經濟，便可以見到由90年代末開始，大陸經濟有兩個重要的範式轉移：一，國家的負擔，由金融體制裏的呆壞賬，轉移到其他地方；二，央行、政策銀行和地方政府開始有負債，而且越來越多。

大陸整體的公債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十多年來一直維持在八成左右。這個關鍵一天不變，通脹也只會繼續時好時壞。另外，地方政府的負擔越來越大，也解釋了為何各地政府，都變得越來越依賴地產發展收入。貨幣緊縮政策最大的隱憂，也正正是地方和中央的矛盾。